事往往流于寺僧挣钱牟利的营生。历来朝廷若有佛教政策出台，必要有很重的篇幅来约束佛事活动。明太祖朱元璋甚至亲自过问佛事活动的价目表。经营经忏的寺僧，一直都是既为社会所需，又为社会所鄙的一个部分。显然，问题不出在经忏，而是一般的从事这类佛事活动的寺僧忽视或没能力在宗教神圣性的问题上有较多的考虑，而确实是拿经忏作为营生。
由此见，佛教经济的发展，有为满足自身生存发展之基本需求而从事的因由，更有与世俗一般经济一样的目的，因而有与世俗社会政治经济等扭结在一起的同构的部分。虽然这类通过接受施田以及经营长生库等维持寺院经济和佛教发展的经济运行模式，仍然不外是在布施—功德的逻辑关系绕索上延伸。但是佛教经济经营行之即久，神圣的宗教外衣往往裹不住经济的世俗实质的膨胀，从而将宗教神圣性与世俗性间的张力加大，矛盾加深，从而引出诸多困扰，或者陷入困境。
虽然自北魏至五代都有来自朝廷的剧烈的减佛行动，且多由经济问题引起，但作正面的义理解释却并不多。在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中，经济义利是个吊诡的问题，一方面现实社会无处不有义利问题，一方面又冠冕堂皇地重复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的教条。佛教知识分子似乎也多不谈经济义利，也或许，这在佛教而言并不是矛盾的问题。不过，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教派起伏整合的过程中，对于修行形式和实质之类的问题讨论很多，比如落实在所谓权实等方面。菩萨道及方便行似乎也颇为受到
第五百零六章 经济问题二(7/11)